“最宏大的事件藏于人心，最沉重的痛苦隐而不言……在三十页之内呈现的东西，普通作家要用三百页才能说清……”2013年，82岁的艾丽丝·门罗被授予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秘书彼得·恩隆德在给她的颁奖辞中这样写到。获得诺奖的次年，门罗亲自选定1995—2014年间最具代表性的篇目，集结成了这本《传家之物》。
简洁的行文特色，让这个加拿大老太太被称作“当代短篇小说大师”、“女契诃夫”，然而回归对其文本本身的分析，不难发现门罗的作品多以平凡女子的日常生活为主题，囊括出生、恋爱、婚姻、死亡等女性生命的多个片段，涉及两性关系、母女关系、友谊等等，寥寥几笔，她就将这些女性跨越数十年的一生勾勒出来。
然而，如果为了让对门罗知之甚少的国内读者能快速通过关键词建立她的某种形象，就用“女权主义”来为门罗贴上标签，却不是个明智的选择。
2012年，在接受《纽约客》采访时，门罗自言：“我从来不认为自己是女权主义作家，但我当然也不知道自己是不是。我看问题从不站在强烈的女性角度。我确实认为，作为男人真的很难。”翌年，在诺贝尔文学奖主旨演讲中，她却说：“我从来不知道‘女权主义’这个词的真正含义，不过我的确是个女权主义者。”
为何她有这种略微矛盾的态度？我们知道，每一个作者的每一部作品，都不可能完全脱离时代背景的影响。加拿大文学批评大师诺斯洛普曾描述本国文学中的“要塞心理”——“要塞的内部是拥挤的文明，外部则是广袤的荒原”。与艰苦的自然环境长期斗争的经历，让加拿大人拥有了一种妥协求生的心理，重视安稳保守的小镇文化。门罗恰恰成长于这种环境之中，她20岁出头就成为家庭主妇，开始长期与鸡毛蒜皮打交道的生活。
追溯其创作生涯，1968年，37岁的她出版了处女作《快乐影子之舞》，一举赢得加拿大最高文学奖项总督奖，这时，加拿大国内的女权运动正处于高峰。可以说，门罗是随着上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北美第二波女权运动成长起来的，这个时期女权运动的主题是强调性别差异，希望通过彻底摆脱男性主导的秩序，在重新解读女性作家经典作品的过程中，很难说门罗未曾受到这场运动的感召。
但从她笔下的女性角色来看，却似乎微妙地与这场运动的主旨保持距离。其家喻户晓的《逃离》描写了一个家庭主妇离家出走又折返的故事，与之对应的，是同样逃离又回归的家养山羊弗洛拉，两者都无法在男权社会/自然界独自生存。《幸福过了头》中的女主人公索菲娅是一个充满抱负、坚持数学理想的才女，但她对埋没自身才华的现实环境有清醒认识。《我母亲的梦》中的吉尔热爱小提琴，却没有彻底追求事业，放弃婚姻和孩子。总之，女性在男权社会中存活的前提之一，就是着眼于现实。
然而，假如把门罗简单理解为一个热衷于鼓吹女性甘作男权社会附庸的形象，则无法解释她为何可以摆脱自身局限去发现各类女性身上的不同特质。传统家庭妇女、女知识分子、内心强大的单身女性等，或许都经历了逃离与折返的过程，但最终的“妥协”不代表失去自我地与男权社会握手言和。门罗希望通过描写女性在面对各色关系时真实的艰难与困境，来“润物细无声”地还原残酷的现实。
门罗并不以某种进攻的姿态进行价值输出，而是保持克制与冷静的视角。第二次女权主义浪潮，有着将女性主体与女性的家庭和社会身份二元对立的趋势，但门罗充分尊重女性对不同身份的每一种主动选择，即使结果充满矛盾，也绝不以居高临下的姿态进行指责，她探求在认同与反抗中曲折前进的务实道路，解构非此即彼的诉求，为的是期待迎来两性真正和谐共处的社会。
每段历史都有自身的阶段性任务，我们需知，正是因为当年女权运动的激烈抗争，最终促成了北美女性地位的实质性改变，才能使这些国家于今日进入真正的“后女权时代”——不必再在每次决策时，都强调与突出“女权”来争取权利，这场运动的伟大意义不言而喻，也不可抹除。但回到21世纪，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当年试图与男性彻底切割，来寻求女性主体发展的方式的激进诉求，不再适合当下社会了。
这样看来，门罗的“妥协性”是领先于她自身时代的，只是她的作品最宝贵之处，不在于将其奉为圭臬似乎就能找到女性最理想的出路——比如她坚定地认为女性需有家庭生活才得以完整。在当下，此种观点并非没有争议的金科玉律。而是让更多人认识到，我们需要在承认差异的基础上尊重每个人的多元选择，这才是女性主义未来发展的方向。
雅加达 Jakarta
文丨艾丽丝·门罗
选摘自《传家之物：艾丽丝·门罗自选集》
卡特和索尼耶在海滩上辟了一处自己的地方，隐身于几根大圆木后。她们选中这里，一来是因为偶尔会有刺骨的海风袭来，她们又带着卡特的宝宝，这堆木头可以挡风；二来，还因为她们不想看到那群每天都来这片海滩的女人。她们把那帮女人称为“莫妮卡们”。
莫妮卡们每人都带着二至四个孩子不等。莫妮卡本人是她们的头儿，她初次见着卡特、索尼耶和宝宝，便沿着海滩，走上前来自我介绍。她邀请她们加入队伍。她俩一人一边提起婴儿提篮，跟着她走。不然她们还能如何？然而从那时起，她俩就潜伏在了大圆木后面。
莫妮卡们的营地配备了遮阳伞、毛巾、尿布包、野餐篮、充气筏和充气鲸鱼、玩具、乳液、备用衣物、遮阳帽、装咖啡的保温瓶、纸杯纸盘，还有装着她们带来的自制果汁冰棒的保温箱。这群女人要么大大方方地挺个肚子，要么看上去犹如孕妇，因为她们的身材全都走了样。她们艰难地走到水边，高声喊着孩子的名字，而孩子们正在大圆木或充气鲸鱼上爬上摔下。
“你的帽子呢？你的球呢？你在那玩意儿上玩得够久了，换桑迪玩一会儿。”就算是互相交谈，她们都得提高音量，好盖过孩子们的大呼小叫。
“伍德沃德家的牛肉馅卖得跟汉堡肉饼一样便宜。”
“我试过氧化锌软膏，但不顶用。”
“眼下他腹股沟那儿长了个脓包。”
“你不能用发酵粉，得用苏打粉。”
这些女人没比卡特和索尼耶年长多少。但是她们已经步入了一个令卡特和索尼耶畏惧的人生阶段。她们将整片海滩变成一个舞台。她们的重负、养儿育女给她们带来的心劳体虚和行动受限以及为人母的权威，足以使这明朗的海面和风光迤逦的小海湾灰飞烟灭。在高峻岩石当中，还歪歪扭扭地生长着红枝杨梅树和雪松。
现在同样身为母亲，卡特对她们带来的威胁尤其敏感。给孩子喂奶时，她常读些书，有时也抽根烟，以免陷入纯动物性机能的泥淖。此外喂奶也能让她子宫收缩、收紧小腹，而非仅为给宝宝——诺埃勒——提供宝贵的母源抗体。
卡特和索尼耶自个儿也带了装咖啡的保暖壶，还多备了几条毛巾，她们用这些毛巾给诺埃勒搭起一个简易的避风所。她们各自带了香烟和书。索尼耶带的是一本霍华德·法斯特的作品。她丈夫跟她说，要是非读小说不可，就当读此人的。
卡特读的是凯瑟琳·曼斯菲尔德和D. H. 劳伦斯的短篇小说。这段日子以来，索尼耶养成了一个习惯，她搁下自己的书，随便捡起哪本卡特没在读的书就看。她限定自己每次只能看一个短篇，然后就回过头去读霍华德·法斯特。
她俩要是饿了，其中一个就会费力地爬上一段长长的木梯。在松树和雪松之下的岩石上头，有一圈小屋依海湾而建。早在狮门大桥建成前，这些小屋就被用作夏季避暑之所，那时候人们从温哥华跨海前来度假。
有些小木屋——像卡特和索尼耶住的那种——仍然十分简朴，租金也很便宜；还有些小屋——像莫妮卡本人住的那种——条件已大为改进。然而没人打算在此久住，大家都盘算着搬去一幢像样的房子。索尼耶和她丈夫除外，他们的规划似乎比其他人的都要难以捉摸。
一条尚未铺砌的新月形土路串起小屋，两端都可以通到滨海大道。圈出的半圆区域中遍布高大的树木，树下是茂密的各类蕨类植物和覆盆子丛，其间还交错着蜿蜒的小径。经这些小径可以抄近路去到滨海大道上的商店。卡特和索尼耶一般会在店里买外带薯条当午餐。通常都是卡特去跑腿，于她而言这是美差一桩，她能借机在树下走走——推着婴儿车的时候她可没这机会。
……
据报道，图书馆馆长声称索尼耶根本没机会挑选图书或是带坏年轻人——她的时间大部分都花在打图书目录上了。“这可真好笑。” 索尼耶对卡特说，这时她俩已经遇见又相认，并在小路上聊了有大概半个小时了。好笑之处在于索尼耶完全不会打字。她并没有被炒鱿鱼，却自己主动辞了职。她觉得辞了工作也无妨，因为她和科塔尔要为他们的未来做些改变。
卡特想知道的是，其中一个改变会不会是要孩子呢。于她而言，完成学业后，她的人生就像是走过一场又一场层层递进的考试，得将它们通通考过。第一场考试是结婚。倘若到了二十五岁还未出嫁，这场考试无论从哪方面来看都属惨败（她总是带着如释重负和些许欢欣的感觉签下“肯特·梅伯里夫人”一名）。
接下来就要考虑生第一个孩子。婚后一年怀孕是个不错的想法。等上两年就有点过于慎重了，没有那个必要。过了三年，大家就要开始纳闷了。随后就得考虑生第二个孩子。这一系列事情之后进程便不再那么一清二楚了，很难断定你会在何时到达何地。
索尼耶不是这样的朋友，她不会告诉你她想要个孩子，为此已经试了多久，又用了何种手段。她从不用那种方式来聊性、聊月经、聊她身体的种种反应——虽然她马上就要告诉卡特的那些事儿，在大多数人看来更令人惊骇。
她自有一派优雅气质——她曾一心要成为芭蕾舞者，只是后来个头长得太高未能如愿，这份遗憾始终萦绕于她的心头，直至遇见科塔尔。科塔尔评论道：“哦，又一个期望变成垂死天鹅的布尔乔亚小姑娘。”她的脸平展、沉静，粉色肌肤——她从不化妆，科塔尔不让化妆。浓密的金发用发夹盘成一个蓬松的髻。卡特觉得她长相甚美——兼具清纯与智慧。
卡特和索尼耶在海滩上一边吃薯条，一边讨论正在阅读的短篇小说当中的人物形象。怎么会没有女人爱斯坦利·伯内尔？斯坦利其人到底如何？他简直像个孩子，在感情上咄咄逼人、在餐桌上贪得无厌，又那么妄自尊大。
反观乔纳森·特劳特——噢，斯坦利的妻子琳达本该嫁给乔纳森·特劳特，乔纳森悠游水中时，斯坦利只会弄得水花四溅，哼哼唧唧。“您好，我天仙般的桃美人。”乔纳森用丝绒般的男低音说道。他满怀讥讽，敏感而意志消沉。“人生苦短，人生苦短啊。”他说。而斯坦利那个自以为是的世界土崩瓦解，让他无地自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