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的舞者-连载31】另一场婚礼(尾声)

　　——青岛

　　1988年我和玛丽回美国的日子越来越近了。在离开前，我们要参加一个重大活动，我的弟弟进群要结婚了。新娘是我当年一个同学的小妹妹，是一位漂亮的姑娘。

　　爹娘的房子用作为婚礼的场地，正是六月中旬的时候，天气很热。每个人都在忙着布置，许多不同形状、不同颜色的双喜纸花贴在墙上、门上和窗上，就连五斗柜的正面也帖满了。现在新郎新娘坐的人抬的轿子已经没有了，我家租了两辆汽车，并用大块红色的丝绸花和彩带将车子装饰打扮起来。

　　大约十一点钟的时候，婚车慢慢驶进我们狭窄的街道。存胜和存发立刻点燃了一长串的鞭炮。我的角色是摄影师，一手操作一架摄像机，另一只手还要按动照相机快门。新郎帮助他美丽的新娘从第一辆车中下来。她打扮得如同西方的新娘一样，长长的白裙上有无数的褶边，还有如花状的面纱，穿了一双高跟鞋；我弟弟身着一身奶油色的西装，胸前别着一朵红丝绸做的大玫瑰花。许多人围拢过来，说着祝福的话：“龙凤成双”，“多子多福”。在这个婚礼中，没有在火焰面前磕头，也没有跨跃马鞍，新娘也不再要“静坐三天”。与爹娘当年的婚礼一样的是：红枣和板栗仍然和筷子绑在一起，新娘和新郎仍要吃一碗“宽心”面。

　　我和玛丽事先托运给家里的两台冰箱仍然没到达，所以婚礼上的食品无法冷藏，每一样东西都只能现买现做。存茂和存发是那天指定的大厨师，存胜当了厨房帮手。午宴和晚宴的场地都在爹娘的院中。庭院里挤满了桌椅，五十个客人，每十人一桌。我的哥哥们竟然只用一个煤炉完成了所有的烹饪，一盘盘菜不停地被送上桌子，真是一次盛宴！因为我和玛丽的婚礼没有在中国举办，每个人都坚持要求玛丽打扮成新娘，有人不知从什么地方弄来一套西方的婚纱，是粉红色的，玛丽穿上后漂亮极了。

　　仅仅说每个人都很愉快显然太轻描淡写，那天可是太有意思了。许多传统的东西可能消失，但开怀畅饮仍然被保留下来。客人会因为多喝了几杯酒而失去控制。一些新的习俗在兴起，如用一双筷子去夹扁碟子上的带壳煮鸡蛋。新娘、新郎、玛丽和我必须端着斟满的酒杯给每个人敬喜酒。客人接受我们敬酒时，必须说一句吉祥的话，比如“多子多福”，或者“相亲相爱，白头到老”。说话者不能重复别人讲过的祝辞，否则要被罚喝更多的酒。问题是喝得越多，就越不容易记住刚才别人已说过的祝词，于是场面更加热闹。

　　正在大家狂欢时，我娘的大弟，就是在青岛建筑材料局宣传部工作的大舅舅，突然提出了一个受到大家喝彩的建议，他要求玛丽和我跳舞。我们愉快地接受了，并决定跳一段我俩最拿手的，也就是《吉赛尔》中第二幕的双人舞。我们已经喝了不少酒了，好在这是在家里，我俩一边哼着音乐一边跳晃悠悠的芭蕾，敬慕我们的亲朋好友们为我们每一个托举和旋转鼓掌欢呼，这是我们表演生涯中最好的酬谢。

　　我们跳完之后，爹代表新郎方面讲话，我不知道这是否是新风俗的一部分。“亲戚朋友们，欢迎大家来，”他说道，“这是我们李家最高兴的一天。大家都知道，我不会讲话。我们家的话都让我老婆抢着说完了。”

　　听众大笑起来，爹回头看看坐在妇女桌上的娘，娘冲他一笑。

　　爹继续说道，“当年二十一岁时，我娘要我娶一个十八岁的姑娘。我就说，‘我不要和别人结婚，我不知道怎么当丈夫’。我娘说：‘你只要待她好，她知道怎么过日子’。后来，我才发现，老天让我娶到一个珍宝这是我一辈子也想不到的啊！从掀起她盖头的那一刻起，我就珍惜她，爱护她，到今天也没有一点变化。我娘说得对，老婆会教会你一切。最困难的时光我们一起熬过来了，有时候……”爹停了一下，“觉得就……快要挺不住了，但是我们的孩子，让我们坚持下去。真是幸运，我们有……”爹又犹豫了一下，“我们有……七个儿子！”他说道，他忍住泪水，看了一下他四哥，抓紧了四爹的手后，爹又接着说，“……我们为我们每一个儿子自豪。你们永远记住，能活到今天是一个奇迹！你们每个人都是幸运的，都结了婚，有了老婆，四个儿子有了自己的孩子。我今天想和你们说的只是……真心去爱护和珍惜你们的老婆和孩子。不论周围世界发生了什么，只要你一家人还在，一切就都在。”

　　整个院子一片寂静，我从来没有听到爹说过那么长、那么动人的话。我悄悄来到妇女们的桌旁，告诉玛丽爹刚才都说了些什么。

　　玛丽一下子站起来，走向爹，在爹的脸颊上吻了一下，然后她转身高举起手中的酒杯，用她学到的山东口音大声说，“来，为爹，为娘，干杯！”

　　每个人都站起来，高高地举起了酒杯，“干杯！”他们吼叫着应答。没想到，这个西方姑娘口中说出了他们期待的话。

　　我和玛丽只有几天就要离开家乡了。闫平，那个我在九岁时摔跤曾折断过他胳膊的男孩，以我的名义组织了一次班级聚会。三十多个老同学聚在一起，许多小时的故事再次被提起，有些是兴奋，很多是伤感的。宋老师也在场。她立刻回忆起当年她提醒北京舞蹈学院来体格检查的老师注意我的那一瞬间，“一切发生得那么奇特，”她说，“难以想象，要是那一天我没有轻轻去拉那个人的衣角，你今天的生活将是怎么样？你知道，我几乎差一点儿就没……”

　　我们飞回北京和美国的三天前，我挨着娘坐在炕上，看她赶着为我和玛丽缝一床棉被。我已经多次告诉娘行李会超重。但娘回答说给新娘一床棉被是中国人的传统。自从听说北京舞蹈学院将我当年最心爱的那床棉被烧掉后，娘就总想替我重新做一条。

　　“进好，我知道这些年来，你心里有多难受，你肩上有多大责任，你是一个人挑着这副担子走到今天这个地步的。我也知道你对家里的这份情，你总想帮助我们。好了，现在你看到了，兄弟们生活得很好，你可以不再担心了，你已经给了我们很多了。你兄弟从你身上得到的最宝贵东西就是你的所作所为。你的成功就是他们的希望。你的成绩使他们有信心，让他们朝前走。你不知道他们有多么为你骄傲！”就在这时候，我注意到玛丽和新娘子走进屋，她见到娘正和我亲密地交谈，就悄悄带着弟媳妇走开了。

　　“玛丽是个多好的姑娘啊，”娘又继续说，“你要永远尊重她，珍惜她，像你爹待我一样。”

　　那个下午，我和娘交谈之后，玛丽突然病了，怀疑是食物中毒。于是我就和兄弟们一起将她送到崂山医院，医生要她打点滴。那家医院没有床位让玛丽住，医生同意我们带上软管、针头和两包点滴回家。三嫂请来了她厂里的一位护士帮忙，在家里治疗。窗台上挂上了药水袋，玛丽脸色苍白躺在炕上，看着液体一滴滴进入自己的血管。我静静地坐在一边，看着她美丽、平静，被这里的阳光晒得微黑的脸庞，我心里默念了一遍爹在婚礼上的话和娘早晨在炕上说的话。

　　治疗有效果，玛丽康复得很快就，能按时返回北京了。

　　“玛丽像个农村姑娘了。”娘在最后那顿晚饭上说。起初，爹娘很担心玛丽可能不能接受简陋的乡村生活，此次中国探亲之行不会很愉快。想不到玛丽除了那次食物中毒和土地上打洞的厕所之外，她喜爱这里的一切。她和嫂子们争着洗碗，她成为侄子和侄女们最喜爱的“六娘”，她甚至还能分别叫出那么多的叔叔婶婶，舅公伯母们及其他一些亲戚的称谓来。

　　因为那时候中国航空不卖回程机票，所以兄弟们托熟人买了回北京的机票。新郎倌、新娘和我们一起去北京度蜜月。出发的两天前，。

　　最后的时刻到了，我和玛丽不得不向爹娘和兄弟们告别。我的心如同打了结似地绞在一起，这种感觉竟然与十六年前离家去北京时一模一样。离开我深爱的娘总是最难受的，我看见她的泪水湿润了整个脸庞，在握手告别时，我明显地感觉到家中的铁汉子——我爹，也一直在控制感情，就在卡车将我们拉走时，我看见他用手抹泪水。

　　离开中国的时间到了。又是一次告别，这次是在北京机场向弟弟进群和他的新娘子，还有朋友“土匪”、萧老师、吕丰田、程祥军及他们的妻子告别。朋友们的热情使我们深受感动，那种情意仿佛是将心掏出来一样，使我们怎么也止不住泪水，以至于当我们坐在飞机上时，我和玛丽感觉几乎虚脱了。

　　我的的确确是回了家，但我也的的确确离了家。在我心中，我完成了一个完整的大圆圈。我见到了我所爱的人，现在他们不用再吃薯干了，有更好的东西吃了，他们的生活标准正在迅速提高。

　　但是玛丽和我仍不能停止将我们在西方的生活和青岛比较。这种时候，我又会被内疚感淹没。自从当年我被挑选去北京舞蹈学院时，我就有了这种内疚感。这种沉重的负荷，也是家庭责任感的一部分。我多么希望我所有的兄弟都能有如我一样的机会啊，但我深知这是不可能的。我是唯一实现我爹娘和六个兄弟之美梦的人。在我和玛丽能承受的情况下，我们给他们每个人尽可能多的钱，但我明白，不论我给多少，都只能是提供一种短暂而临时的帮助，他们最需要的一样东西我无法给予，那就是——机会。，他们的生活会闪出希望。

　　我回家的梦总算实现了，但离开时期望中的轻松乐观的感觉并没出现，困惑仍然伴随着我。

　　我在飞机上毫无睡意，看着机舱外厚厚的云层，心里想着的还是我的家人和朋友——他们生活得那么简单，却能寻找到各自生活中的快乐。

　　玛丽已经睡着了。看着她慈爱平静的脸庞，我真正感到她在我身边的幸福。

　　我不知我们的生活中还会发生些什么，但在离开中国的领空时，我的内疚感开始被兴奋所取代。我所走过的漫长的道路绕了那么多个弯儿，没有一处是平坦顺畅的。我也知道我前面的路也同样不可能平坦顺畅，但是我已经看见了一种可能，这种可能就是世界的辽阔和宽广。不管未来会发生什么，我的生命中永远有爹娘，永远有兄弟和朋友，永远有玛丽。

　　机舱外，天空渐渐变暗，我仿佛看见自己的一个个人生片断：一个农村的小男孩，赤着双脚在公社的田野上飞跑；，高举着的红宝书；在北京一间昏暗、积满尘土的练功房里，

　　我想到将来的人生旅程中我拥有的最宝贵的东西——我的自由；还有不断推动我往前走的动力——我爹的自尊和意志；我娘那非凡的勇气和绵绵无尽的爱！

　　尾声

　　澳利亚，墨尔本，2003年

　　我和玛丽在1988年第一次去中国探亲之后，又多次回国，中国的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速度给我印象深刻。

　　随后几年，玛丽和我的艺术事业继续不断进展，我们经常被世界各地的芭蕾舞团邀请去演出，我们艺术生涯达到顶点。

　　我们的第一个孩子苏菲出生在1989年，她给我们的生活带来许多欢笑和快乐。我爹娘又一次回到休斯顿帮助我们照看苏菲，让玛丽可以继续回到舞台上。我爹娘非常喜欢他们的孙女，特别是娘，苏菲仿佛是她一生都想要的女儿。他们不停地对苏菲讲中文，希望她长大后会成为我们和中国之间的纽带。苏菲有四个大人给她无尽的爱，我和玛丽的生活几乎是完美的。

　　但突然一件意外的事改变了一切。在苏菲十八个月的时候，我们去澳大利亚客串演出，也带着她和我爹娘。有一天，生日宴会上的一个气球突然在苏菲面前爆破，那声音很响，使我们周围的人很吃惊，但唯一没有反应的是苏菲，我们从此怀疑她的听力有问题。回休斯顿之后，我们立刻带她去医院检查。检查结果使我们都惊呆了，万万想不到，苏菲完全失聪，我们可爱的女儿永远听不到音乐，听不到各种美妙的声音。

　　我们尽了全力，尝试了各种办法来解决她的听力问题。从西方医学到东方的治疗法，都没有任何帮助。

　　在发现苏菲失聪仅仅十天之后，玛丽决定放弃她的舞蹈生涯，将全部的时间花在教女儿说话上面。索菲的失聪对我们打击太大了。我知道玛丽对芭蕾舞是那么的喜爱，为了我们的女儿，她将要失去她一生中的至爱。对我来说，在练功房和舞台上失去玛丽就如失去我一半的心一样，这种悲伤的心情久久不能恢复。

　　但是对玛丽来说，她帮助苏菲的路程才刚刚开始。她把所有的精力都给了苏菲。任何新的声音，每一个苏菲说出的新词都是一个巨大的里程碑。但是不管玛丽付出多少代价，苏菲听力的进展仍然不大。

　　当苏菲四岁时，有人告诉我们澳大利亚发明了一种人工耳蜗技术，经过多方查证，我们最后决定给索菲一试。

　　我还清楚记得，当索菲首次听到一点新声音时，她的眼睛发亮的一刹那。对于我们来说，这是一个永远忘不了的幸福一刻。由于玛丽在苏菲身上付出的代价，加上苏菲刻苦努力，她在语言上的进展很快。她现在已进入一所普通学校学习，会弹钢琴，也在学跳芭蕾舞、爵士舞和踢踏舞，并且自学中文。我们在这方面所经历的考验，是很难用语言来表达的，苏菲是我们的另一个奇迹。

　　在1992年，我们的第二个孩子托马斯出生了，他有完整的听觉。然后1997年，第三个孩子布莱蒂也出生了，她也有完整的听力。

　　1995年，在休斯顿芭蕾舞团跳了十六年之后，我决定以领衔演员的身份加入澳大利亚国家芭蕾舞团，并长期定居在墨尔本。我曾经在澳大利亚国家芭蕾舞团客串演出过几次，度过非常愉快的时光。但是离开本·斯蒂文森——我十六年的导师是不容易的，我在艺术上取得的成就和他分不开。而且离开美国——这个给了我自由的国家，也令我恋恋不舍。唯一使我感到宽慰的就是那年的年底，休斯顿芭蕾舞团被邀请到中国演出，我在休斯顿芭蕾舞团演出生涯的最后一站将在中国结束！而十六年前，中国正是我舞蹈生涯开始的地方！

　　为这次演出，我激动得难以形容。终于，我将在祖国人民面前登台表演了，向他们汇报我十六年来在芭蕾舞事业上取得的成就！我所有的兄弟、嫂子、侄子和侄女及亲戚们，一起从乡间出发，从青岛来北京看我演出，全家人一行共三十多个，包下一辆大客车，租了旅馆的一层楼。

　　我在北京演出的剧场，正是我1979年离开中国前演出首场《天鹅湖》的同一个剧场！我跳了本·斯蒂文森的《罗密欧和朱丽叶》全剧中的男主角，珍妮是我的朱丽叶。中央电视台现场转播我们的演出，据说那晚有五亿观众看到了我的演出。

　　看到萧老师自豪的面容，看到“土匪”王鲁军以及吕丰田激动的神色，过去的老师、同学们的赞扬，全剧场观众的喝彩，我完全满足了。唯一难受的是张旭老师不在了——在我去北京演出的前一年，他心脏病发作去世了。

　　在澳大利亚芭蕾舞团的工作对我来说是一个新的开始，我心里很清楚，三十四岁时到一个新团工作，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使我安慰的是我已经有了二十三年的艺术经验，加上玛丽对我的支持和帮助，以及我爹娘的无条件的爱，我全身心地投入工作，获得了艺术上的新成就。我最成功的一些演出，正是在澳大利亚芭蕾舞团的最后三年之中，我真正感受到称心如意的完美，我在艺术上的见识和技术上的经验协调一致，澳大利亚观众也从一开始就很热烈地接纳了我。

　　在我舞台生涯的最后几年，我利用晚上和周末的时间，开始财经方面的学习。三年之后我得到了澳大利亚财经大学的毕业文凭，我也被邀请到一个很大的澳大利亚股票公司工作。但澳大利亚国家芭蕾舞团仍希望我继续舞蹈生涯，当时我已经三十六岁了，许多演员在这个年龄早都退休了。最后妥协的结果，我决定一边领衔主演，一边做股票经纪人。

　　我一边跳舞一边学习股票生意中的诀窍，两年之后，由于股票生意的发展和多年来积累的伤痛，迫使我决定在三十八岁时永远退出芭蕾舞台。本从美国赶到悉尼歌剧院看我最后一场演出，他带来休斯顿人民和休斯顿蕾芭舞团的良好祝愿。

　　我最后一场演出是跳《唐·吉柯德》中的男主角巴西里奥。我首次跳这个角色时只有十八岁，当时感觉干劲冲天，但只是注重技术上的东西；在我二十八岁时，我曾又有机会演出这部戏，那时候我给自己施加巨大的压力，一直想超越巴诺西尼考夫和努里耶夫的表演艺术，没有想过动用自己的内心积淀，那次演出也使我很不满意。而现在，三十八岁了，我却尽情地发挥出了自己的艺术累积，创造出了我自己的风格。我可以说，最后，我终于真正尝试到了萧老师所说的那颗“芒果”……

　　在我故事中的其他一些人呢？

　　本·斯蒂文森在当了二十七年的艺术指导后，终于退出了休斯顿芭蕾舞团。我赶去休斯顿参加了他的告别晚会，他特别地为我编了一支独舞在他的晚会上表演。玛丽还是我一生中的至爱，她现在澳大利亚芭蕾舞团做首席教师。伊莉莎白呢，听说她和一个飞行员结婚了。查尔斯·福思特（娶了中国电影明星陈晔为妻子）还是我的好朋友，我们俩分别是对方孩子的教父。

　　我的朋友戴华斯不幸在八十年代中期的一次车祸中丧生，劳瑞后来再婚了。，成为南方一个城市的副市长。张卫强也离开中国到了西方，，不会再有人给他安上“背叛”的罪名了，他成了加拿大温尼匹克皇家芭蕾舞团的主要演员，现在也已经退休了。萧老师已从北京舞蹈学院退休，但目前被邀请教课和帮学生辅导，并常常担任国际芭蕾舞比赛的评委。“土匪”和吕丰田都离开了芭蕾舞界下海经商了，在中国，这样改行的人有成千上万。

　　我六个兄弟们也都有自己成功的事业，他们的生活一步一步好起来。他们都希望有更多的孩子，对我有三个孩子十分羡慕。我爹刚在中国过了他八十岁生日。

　　最近我突然回了趟中国，事先没打招呼就悄悄地站在了老家的门槛上。娘正在做饭，她一看到我，就扔了锅铲，口中只是喃喃地说：“啊，啊，是你，正是你！”

　　娘伸开她的双臂，实实地搂紧了我。

　　译者后记

　　在本书英文版Maos　Last　Dancer首次在澳大利亚出版时，我决定翻译此书。几个月后法兰克福传来消息，书展上受到十几个国家的出版商欢迎，其中也有几家中国大陆的。

　　我和李存信都当过农民，相信纯朴，我们之间无话不谈。从“背叛”的阴影中走出来，让中国读者了解自己,一直是李存信的心愿。我是最早建议李存信写自传的中国人，也许也是第一个读到他自传的中国人。自七年前第一次采访认识李存信开始，帮助他将心里话告诉中文读者一直是我的愿望。平日里我看到他的忙碌和一丝不苟，翻译过程中也让我领悟他成功的秘诀。书的后半部，故事比较起伏动荡，但翻译完全书我才明白，阅读重点并不在自传的后半部。

　　李存信现在每年都回中国探亲访友，和芭蕾舞界的关系也一直保持。英文本和中文本手稿片断在亲友们手中传阅，我也受到许多人的鼓励，停下手上的一切工作来加快速度。

　　由于中国市场和读者的阅读习惯，本书各别段落的文句略有改动。书中一些词句和有关芭蕾舞术语部分是我和李存信本人一起完成的。我的女儿Frances　Wang，两位朋友Maribel　Lu和Miao　Yan曾提供了帮助。李存信本人最后审看了全书，并对一些词意的中文表达做了改写，我仅在此一并感谢。

　　 --王晓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