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德小姐》的主人公名叫克里斯蒂·麦克弗森（Christine McPherson），生长在加州萨克拉门托市一个普通家庭，。她给自己起了个名字伯德小姐，多次强调：“我不叫克里斯蒂，请叫我伯德小姐，这是我的名字，我自己给自己起的名字。”Lady Bird意为“飞鸟小姐”（这点也引起争议，因为老一辈观众的第一反应很可能是约翰逊总统的太太，这位第一夫人的昵称）。可以想见，克里斯蒂是个向往自由的女生。影片中，她最大的理想就是离开家乡，去更有文化气息的纽约读大学，即便不是纽约，康涅狄格或者新罕布什尔也可以，因为那里是“作家们居住的地方”。
作为一部成长型（coming-of-aging）青春片，影片描绘了伯德小姐为追寻理想与现实进行的抗争，以及在青春生涯中的迷茫与挣扎。奥斯卡影后娜塔莉·波特曼（Natalie Portman）称，她等了20年，终于等到了这样一部电影——描绘青春期少女与母亲的冲突。弗莱觉得，固然不是所有电影都需要传递道德指南，但《伯德小姐》作为一部主打“真实”的主流青春片，在面对成长这个主题时，强调道德准则就显得尤为重要。
当然，影片中不少片段也很好地做到了这一点。
例如，伯德小姐对于自己相对贫寒的家庭出身非常介意，她不愿意让父亲把车开到学校门口，甚至不惜谎称自己住在豪宅中来赢得富家女同学的友谊。最终，影片告诉了我们，谎言终究会被揭穿，以此换来的友谊也终将会破裂。而在这过程中，伯德小姐甚至不惜冷漠对待她最好的朋友——与她一样家境并不富裕的朱莉，想要与“贫寒”划清界限。最终影片也向我们展示了一个合适的做法：伯德小姐意识到了自己的虚荣心与冷漠，主动去寻求朱莉的谅解，两人也终于冰释前嫌，共赴毕业舞会。
再如，伯德小姐的第一任男友，隐瞒了自己其实是同性恋的事实。面对这样的伤害，影片告诉我们，比起憎恨与报复，正面积极的反应是谅解与鼓励。伯德小姐的下一任男友也欺骗了她，但影片在构建道德标准时，准确地把他定义为玩弄感情、不负责任的“渣男”。面对这样的男生，伯德小姐会受到伤害，也确实应该与其分手。
正是因为在其他地方都无比正确，影片对学术造假的宽容——更准确地说是觉得不值一提，让人不适。弗莱表示，不同于之前所提到的那些道德困境，电影中没有任何镜头来表明伯德小姐意识到了造假是错的，也没有任何镜头暗示这个行为可能带来的不良后果。弗莱说道：“造假行为并不是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然而，影片却完全忽视了这一情节。我完全没有想到会看到这样一部电影，将造假视为一种可以忽略的，甚至是值得理解的现象。”
尽管对造假轻描淡写，影片却多处描绘了伯德小姐与他人讨论成绩的重要性，她对于成绩还是很紧张、很在乎，显然她非常明白为了能去纽约的好学校，好的成绩非常重要。弗莱认为，影片中不少线索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暗示了其造假作弊的合理性。例如，她家庭出身普通，又不像她的哥哥是个少数族裔，在申请名校时有着一定的优势。这种种暗示似乎在表明，由于缺少资源，比起造假，她似乎没有什么好的办法。
影片中，伯德小姐与其母亲的斗争贯穿始终，母亲一直非常直截了当地向她说明父亲失业面临身心危机、家庭经济状况窘迫，无法支持其去纽约读书，而伯德小姐却从未改变过自己的想法，从正面说是“从未放弃自己的理想”。不同于她的好友朱莉——即便成绩比她优秀、比她更有才华，但也是因为家庭经济原因，甘愿到周边的城市大学读书——伯德小姐在家庭重压与个人理想之间，则选择了维护自我的雄心壮志，并完全向母亲隐瞒自己申请了纽约的学校的过程。最终，她确实来到了纽约，开始新的生活，而原本就很拮据的家庭很可能还要再背负四年的债务。她与母亲的关系也几乎一度降到冰点。
在某种程度上，伯德小姐也是欺骗了母亲，才换来去纽约读书的机会。当然，她确实也很努力，为了离开家乡、摆脱目前生活的桎梏、实现新生活的理想，她也尝试承担起自己的责任：申请奖学金、助学金，暑期打工攒钱。面对这个道德困境，影片并没有传达一个明确的判断。最后，当伯德小姐来到纽约，面对大城市和新生活的冲击，她变得更加迷茫空虚了起来。她会面临更大的悲伤和孤独吗？庆幸的是，在影片的结尾，我们还是看到了伯德小姐鼓起勇气给母亲打了电话，我们看到了她与母亲的和解。
有读者评论说，确实影片里不造成任何后果的造假让观众不适，但是弗莱恐怕没有完全理解这部影片——这部影片的意思并不是说，造假者可以顺利过关，在影片最后，主人公伯德小姐跟开头一样，还是一个带着缺陷的人。而这一点恰恰是人们喜爱这部电影的一个原因：我们长大成人，却还是带有缺陷的成年人，我们并没有从过去所犯的错误里学到什么。
（编译自 Alice A. Frye ，“Lady Bird’s Cheating Problem”，《高等教育纪事报》 2018.2.1）
编译/邱迪玉 来源/高等教育纪事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