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险
H医院的特需门诊相当不错，环境整洁，医护人员和蔼可亲，上次那种“带头大哥”型的医生在这里是不可能出现的，因为这里的病人不外乎三种：老外、官员、有钱人。没有长长的排队，没有大呼小叫，一切都看上去那么和谐，除了——价格，呵呵。
我们见的是个45岁左右的女医生，她详细询问了手术当天使用的全部药物和过敏时的症状，然后从中点出了一种叫“鲁米纳”的镇定剂，说有60%以上的可能是这种药物导致的。由于是药物过敏，甚至都没法脱敏，只能用其它药物替代，至于替代药物是否同样会引发过敏则无法预料，手术风险很大。
得到了答案，我们却更忧心忡忡。
等待
姐姐先回杭州去了，这几天她忙得不轻，需要休息一下。我和老婆没回去，等着病房再次空出来，期间又做了一次磁共振，幻想着也许是之前的片子拍得不好导致的误诊，结果当然不如人意。
每天，我和老婆都待在宾馆里默默地上网查着资料，在短短几天内成长为椎管内肿瘤的专家，围绕一些绕口的专用名词展开深层次的讨论，讨论往往在我疼痛难忍、精疲力竭时及时结束。
由于疼痛加剧，我整夜整夜的失眠，精神变得很差，体重下降到140斤（1米84的彪形大汉），似乎吃什么都吸收不了。家人们都让我不要紧张，要放松下来好好休息，积极准备手术。而在我看来，身边每个人都很紧张，除了我。
再次住院
5天后，病床终于空出来了。
病房里还是像菜市场一样热闹。28床马鞍山的大姐已经理好了光头，因为以前手术时伤到了喉咙而说不了话，只能笑咪咪的坐着看我们聊天；29床云南大理的阿姨病情很重，刚做完后路手术，还有一次前路手术，这时躺在床上一言不发，她和28床一样都已经是第五次复发了，神经像铁一般坚强；31床安徽安庆的大哥和我手术排期是同一天，这会儿正和陪护的弟弟商量着住哪个康复医院；两张加床上的病人都在和家属说说笑笑，一个是因为头回发病无知则无畏，另一个是因为天生乐观，总之他们很好地调节了整个病房的气氛；我躺在30床上，想着上一个躺在这张床上的合肥小伙子才23岁，就已经在八个月内接受了三次手术，这辈子可能都摆脱不了这个噩梦，不禁内心戚戚。
玩笑开大了
今天要动手术，排在上午第一台，而且手术室换到了门诊大楼，听说那里的设备要新一点。
早上九点，护工早早地把我推到了门诊手术区，1号手术室。新建的手术室果然高端大气，一切看上去都很整洁，手术区的温度也比上回有了很大的提升，这让我信心倍增。手术护士很麻利地为我完成了术前埋针等准备工作，期间我们友好地交换了一些时政事件的观点，并就双方当前收入水平均较低这一现状达成了一致看法，小护士们纷纷表示如果不解决待遇问题，将在近期内辞职走人。
这时，一个熟悉的身影迈着稳健的步伐信步走了进来，要不要这么巧啊，又是他？年轻的麻醉师看了我一眼，擦了擦眼睛，然后确认就是我，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麻醉师很直接地表示心里没底，拒绝为一个潜在的药物过敏患者施行麻醉。我又被华丽丽地推回了病房，家人们的心脏都有点受不了了。
L医生急匆匆地赶来，解释说是因为沟通上出了点问题，门诊手术室没有准备急救包，麻醉科担心万一出现过敏无法及时抢救，只能把手术安排到下午了。好吧，不就是再多饿几个小时嘛，哥们撑得住。
时间在无聊的等待中滑过，傍晚六点传来消息，手术室准备好了。这回是11号手术室，一个不认识的麻醉师，虽然他对我坚持不用鲁米纳镇定剂有些不解，但还是做完了前期工作，拆开了麻醉包打算进行麻醉，一切准备就绪，很顺利，直到那个年轻的麻醉师刚好下班前来串门，然后，就又没有然后了。
这回L医生也不知道该说什么了，只是表示麻醉过敏确实很危险，麻醉科不愿意担风险也是可以谅解的。家人都很担心这么折腾会让我的情绪低落，事实上我一点也不在乎，只是觉得有点荒诞，这么多巧合都落在我身上？内谁，帮忙去买张双色球，哥要倍投100注。
我回来了
事实证明“熟人”无所不能。在姐姐朋友的活动下，麻醉科终于同意配合手术，并由科室主任亲自上阵以确保安全。去手术室前，我突然觉得自己该说点什么宽一下家人的心，憋了半天也琢磨不出什么豪言壮语，只好拉着老婆的手小声的说了句：我一定会回来的。回头一想这不是灰太郎的台词嘛，操蛋。
不可思议的是，时至今日，我唯一忘记了正式动刀的是几号手术室。整个过程乏善可陈，因为麻翻了嘛，啥也记不得了。手术开始前，我郑重地对L医生说：“帮哥哥把刀口缝得漂亮点，别到了夏天光膀子吓着孩子。”语毕，一个透明的罩子轻轻落到嘴上，然后我就睡着了，二个月以来睡得最沉的一觉，没有梦。
不知道过了多久（老婆说差不多六小时），一束强光照射到我的脸上，我像到了高潮一样全身一抖就醒来了（很恶的比喻，但是确实挺形像的），然后感到刺骨的冷，如坠冰窖。一个医生把暖风机插到被子里试图升高我的体温，然后迫不及待地让我动一下脚。
我动了下右脚，右脚以夸张的角度转了一整圈。
我又动了下左脚，左脚…没动，什么情况？
一定还没醒，一定是个梦，我这样跟自己说：“要镇定，手术可能快结束了，麻药快失效了，所以出现幻觉是正常的。”
一个声音很开心地响起：“不错啊，手术很成功，双脚都能动，以后好好做康复，一定能全部恢复的。”
双脚？“医生，我的左脚没动呀？”我弱弱地提醒。
“不是呀，动得挺好的，唔，可能感觉上有点障碍，但是活动没问题，会好起来的。”
我还在回味这种“动了，但是自己察觉不到”的奇怪感觉，手术床被推回了病房，家人们呼啦一下全围了过来。他们已经提前得知了手术结果，所以个个都是一副如释重负的表情，很开心的样子。时至今日我还是很享受这种被人担心、被人牵挂的感觉，这辈子有那么几个人心里有你，就没白来一趟，值了。
老婆握着我的手，看着我身上插的那些个管子，嘴唇蠕动着，想哭，又想笑，情绪复杂。
我说：“老婆，我回来了。”
最长一月
我在C医院只住了三天。对院方来说，每台手术都能带来巨大的收益；对病人来说，上百双眼睛巴巴地盯着空出来的病床。因此，我实在没有理由在这里久待下去。
那三天里，每天都要挂一大堆药水，据说有消炎的、活血的、营养神经的、提高免疫力的，诸如此类。和杭州的医院不同，几乎所有的上海医院都不提供每日清单，所以我们都不知道花了多少钱在那些或透明或混浊的药水上，只是从有经验的病友口中得知至少3K/天。让我开心的是，第二天开始就有小兄弟和同事从杭州赶来看望我，这交情真不是盖的。
不论是清醒还是入睡时我都不敢擅动，刀口的疼痛不算什么，毕竟有麻醉包镇着，那三根吓人的管子才让我如临深渊。白色的是深静脉输液管，黄色的是导尿管，红色的是体内引流管，各司其职，牢牢地把我绑在床上。我怀疑自己都快神经衰弱了，脑子里总是不经意地冒出管子脱落然后各色液体乱喷的场景。
病房里不是个恢复的好地方，各种噪音24小时萦绕在耳旁，哪怕是在深夜，几个重病号的监护仪也尽职地以每分钟若干次的频率“滴滴”响个不停。就算院方不赶人，我也待不下去了。术后第四天，我转到了康复医院，暂且叫K医院吧。听说术后康复很重要，姐姐和姐夫四处托人打听哪家医院较好，还实地考察了其中几家，累得不轻，最终定了这家。自从查出这个病后，姐姐和姐夫就一直在为我奔忙，姐姐每周都请假在上海陪护我几天，期间还放弃了单位的竞聘。我从未当面感谢过他们，有些人，有些事，记在心里就行。
K医院在浦东新区，和我的大学母校隔江相望。医院周边是新建的小区，和马路有一段距离，很僻静。胡闹的是，病区却着实吵闹不堪，一是护工大姐大哥们天性奔放，豪爽的嗓门怎么也收敛不了，二是护士台的呼叫铃声全天无休，用的是理查德克莱德曼的《致爱丽丝》，能轻易把你从最深最甜蜜的睡眠中唤醒，以至于现在我听到洒水车播放这首曲子还有一种想呕吐的感觉；三是最扯蛋的，住院部居然有二个楼层在装修，从早上一直到晚间八点多，各种风镐、电钻、榔头声不带停的。
住院期间换过一次同房病友。起先是个还在读职高的温州小姑娘，因为和同学打闹撞在桌角上把尾骨给搞骨折了。在遇到她之前，我完全不相信一个女孩子的神经能长成那样。很难形容那种感觉，毕竟一起相处才短短一周时间，故事不多。这个爽朗、阳光、善良（以上为正面评价）和脑殘、大条、缺心眼（以上为负面评价）的17岁花样年华、全家都笃信的少女给我的住院生活带来了一丝亮色，她的一些举动和言论常常让病痛中的我忍俊不禁。记忆里最深刻的是由于医生一再晃点出院时间，归心似箭的她可以连续好几个小时唱同一首歌——《回家》，小姑娘作词，小姑娘作曲，小姑娘演唱。到现在我和老婆仍与她保持着联系，每天通过微信旁观她的喜怒哀乐，为她点赞。
小姑娘逃走后，在病床还没整理出来前，一个65岁左右的老婆婆推着她的先生迅速占领了我的邻床，据说是受不了原先同病房的病友打呼噜，一刻也呆不下去了，看来是一对爱安静的夫妻。稍后我确定了这个判断，晚上七点不到，老夫妻就郑重宣布——该睡觉了。虽然我是病人，身体比较虚弱，但是这个时间点也睡不着呀。出于尊老爱幼的好习惯，我和老婆只好戴上耳机偷偷地用IPAD看看电影或者小说，连大声咳嗽都不敢。在接下来的二十多天里，这位来自无锡的上海知青老先生说的最多的三个字就是“锅特伊”（关掉它），对象包括灯、电视、排风扇、空调等所有能发出光线、声音、热量的电器，你们是有多爱地球，多节能减排啊！在多次暗示实在无法这么早休息而得不到回应后，我和老婆决定小小的抗争一下。晚上七点，我们准时打开IPAD看电影，只是没插耳机。老先生和老太太显然被激怒了，无法接受权威被挑战，在几次骂骂咧咧没有收到明显成效后，老先生违背承诺首先使用了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老式收音机，用几乎顶格的音量开始播放恐怖的沪剧。好吧，我们严重错估了对方的战斗力，经过15分钟无力的抵抗后就缴械投降，洗洗睡了。抗争失败带来的严重后果在接下来的十几天中得到了充分体现，，，一直到逃回杭州才慢慢恢复元气。
在K医院，我的作息时间基本上是这样的：
1、清晨五点，换班时间，一大群护士鱼贯而入，打开大灯，把我翻来覆去，指点品评，待我睡意全无后迅速撤退；
2、六点，清洁工开始拖地，一把臭气熏天的拖把从厕所、走廊、大厅一直到拖完所有病房都不带清洗的；同一时刻，护士台开始雷打不动地播放《凤凰传奇》，我起不来，老婆懒得起来看，所以直到回杭我们都不知道，护士妹妹们是否合着音乐在走廊上跳广场舞；住院的前十天，这个时候我就已经挂上药水了；
3、七点，医院会发放所谓病号餐，大多数时候是一碗白粥加一个馒头，反正我从来没吃过，包括中饭、晚饭都送给我的护工了；
4、早上八点到晚上七点，由于很早就被吵醒，人会很困，所以一整天都迷迷糊糊的，大部分时间在睡觉，只有在吃饭和换药的时候清醒一下；
5、晚上七点后，慑于老先生的淫威，我基本上都必须睡了，但是又睡不着；药水还没挂完，走廊上时不时传来《致爱丽丝》，通宵不断。
有三件事不得不提，因为记忆实在是太深刻了。
。
手术前就开始禁食，因此是没有大便的，我直到第五天还是没有便意，医生说这样不好，上开塞路吧。当天晚上，月黑风高，护工大姐用一支极大、极粗的灌肠液直捣黄龙。开始我还羞赧地闭着眼睛，大气都不敢出，5分钟后小腹剧烈的疼痛就让我眼都瞪圆了，但是大姐说还不是时候，再忍忍；10分钟，疼得实在不行了，我咬着毛巾，汗如雨下，大姐还是残忍地不肯打开“开关”；12分钟，我跟老婆说：杀了我吧，我不行了；14分钟，双眼都失去了焦距，无语凝噎；15分钟，大姐看到我已经被折磨得没了人形，终于满意地抽掉开塞路，仰天大笑而去；接下来的10分钟不足为外人道也，总之是…极不好闻的。待到清洁、通风完毕，我像个被QJ的小媳妇一样趴在床上哭泣，感觉再也不会爱了。
二是注水肉事件。
转院前对K医院了解得不多，想当然以为特色应该是康复，事实证明我错了，这家医院和娃哈哈一个系统的，靠卖水为生。前十天，我每天要挂10瓶以上的药水，最久的一天从早六点到次日凌晨三点，21个小时，共计14瓶药水，3针肌注。我和那些生在中国的家畜境遇类同，因为它们临终前也必须承受和我一样的痛苦，并且一样能为某些人带来超高的经济利益。到第十四天，我终于反抗了，拒绝了大部分药水，只留下一些必须的。这之后，主治医生脸色就不是那么好看了。直到转院前的五天，他的情绪才有所好转，因为我的引流液中查出了细菌，必须要加抗生素，所以药水又多了起来。
三是高烧24小时。
身上插了三根管子很不方便，转个身都要小心翼翼，生怕不小心脱落了，那可是会要命的。在转院后的第十一天，我终于忍不住提出拔管。最先去除的是导尿管和深静脉，拔管的那天我感觉轻松多了，没曾想当晚就发起了高烧，体温一度将近40度，并持续了整整一天。我感觉头疼得像是下一秒就会爆开，嘴里尽是胡话。老婆急坏了，让医生赶紧给我上退烧药物，同时每隔半小时就用酒精药棉给我物理降温，还不时擦去我额头冒出的汗水。在这生不如死的一天里，老婆真的做到了衣不解带、夜不能寐，在我难受得冒起的念头时，是她握着我的手轻声低语地安慰我，是她时刻不离地照顾我，是她给了我继续活下去的勇气和力量，没有这个女人，我熬不过那关，毫不夸张。
在K医院的那20多天，是我生命中最困难的一段时间，没有之一。感谢老婆和姐姐悉心的照料，感谢上海亲戚多次带了好吃的饭菜来看望我，感谢留在上海打拼的同学纷纷来温暖我，感谢领导多次打电话来慰问我，感谢这个世界没有抛弃我，真好。
当所有的插管被拔掉，病情日渐稳定，爱丽丝小姐快要把人逼疯的时候，我终于获准转院回杭。
家
那天，救护车把我拉回到上塘路上的R医院，杭州的天很阴沉，似乎还下着小雨，记忆不是很清晰了。病房很新，就是小了点，最让我开心的是稍抬一下头就能远远地看到在朝晖现代城的家，一个多月没见的家，HOME，SWEET HOME。
同病房的是个20出头的小鬼，在单位组织的拓展活动中异常活跃，拳击、摔跤、动感单车无所不能，八个月前在练习前空翻时不幸摔断了颈椎，然后在康复治疗时不幸被实习医生折断了腿骨，然后在骨折手术时又不幸麻药失效提前醒来，然后因为卧床时间太长又导致好几处得了褥疮…简单的说，他从头到尾就是个悲剧。不过小伙子性格还不错，虽然是高位截瘫，在床上躺了大半年，连举起手臂的力气都没有，情绪却尚可。我送他一句“NO ZUO NO DIE”，他居然欣然接受并颇有点以此为荣的小得意，我只能感叹他心真大。巧的是，小伙子家又是信基督的。
回到家乡后，不知怎么心就定了，每天跟老婆说说笑笑，日夜不停地接受来自亲人、朋友、同事的轮番探望，批次多到要预约。由于在K医院把这辈子的药水都挂完了，我坚决不再做注水肉，而神经康复又没什么好的口服药物，因此每天的住院费用清单就乏善可陈，早上查房时主治医生的眼神幽怨得像是久旷的寡妇，我是不是做错了什么？好在腿脚恢复情况还算满意，眼看就快过年了，我开始试探着提出出院回家。
在家人和医生的共同审视下，我抬了左腿抬右腿，向左翻身后向右翻身，一切看上去都很让人满意。于是，2014年春节前两天，一个寒冷却阳光普照的冬日，我回到了阔别已久的家。
后记
回家后的第二天，我躺在床上，瞪着天花板开始回忆和构思这篇小小的记录，然而直到三个多月后的今天，我都能下地走路了，这些文字才正式完成。写作期间，由于拖得时间太长，一些很重要的记忆都模糊了，在家人的帮助下才找了回来。
需要说明的是，部分情节作了艺术加工，部分细节作了删减，一些感受作了夸张，然而更多的、绝大部分都是事实，是我这四个多月来切身的体会，切肤的苦，钻心的痛，劫后余生的叹，亲人朋友的爱，都是最真的，比真金白银还真。
不管余生还剩下多少，从今以后我都不打算再回忆起这段经历，也许在临终前才会去回味这段文字。因此，完稿前我想对悉心照料我的亲人说声我爱你们，对挽救了我生命的医务人员说声辛苦了，对关心爱护我的朋友和同事说声谢谢，对文中调侃过的所有人说声对不起，为了情节需要牺牲了你们，其实你们都很棒，鞠躬！（鞠躬对象不包括E医院的副主任，作为医生，没把握可以不接我这个病人，但是借用专业强势肆意恫吓、调戏一个处在绝望中的弱者，你的品行不值得尊敬）
经历了风浪的我，有强烈的劝说欲，如果你把以上一万多字都看完了，不妨再耐心听我最后碎叨几句；如果从开头直接跳到结尾，那么下面这段文字也不失为一碗口感尚可的心灵鸡汤。
前些天在微信上看到罗胖说过一句话：人总是要走的，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每个人都是绝症病人。过去的36年中，我活得很自我（杭州话叫“旺”），几乎没有信仰，看到罗胖这种腔调一定会嗤之以鼻。自从死里逃生后，对生命的敬畏导致我对这类话题感同身受。在短暂的几十年中，怎样过好自己的日子是一门艰深的学问，又是最自然的选择。生命很脆弱，不知何时死亡就会降临，因此或从容，或忙碌，或精彩，或平淡，或伟大，或渺小，都是一种合理的活法。得不到的大可不必太过计较，拥有一切的也实在无须趾高气昂，现在的我们是平等的，因为都活着；将来的我们也必将是平等的，因为都会死去，有种你别死。呵呵，开个玩笑，别太当真。生死之间有大恐怖，同时也有大欢愉，无所谓对与错，体验过就是成功。
扯远了，浓缩精华版鸡汤结尾：
尽量不要作，烟酒、熬夜要适度；不影响生活的前提下，把工作做好；多陪陪家人和孩子；存点钱以备不时之需；一定、一定、一定要对得起爱你的人。做到以上这几点，恭喜你一定很幸福，那么，多活几年。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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