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独立意识：大无畏的冒险家

这棵植物要长大，

但此时它还只是胚芽；增长，却逃脱，

成形已是命中注定。

——理查德·威尔伯

一体是快乐的，分离是危险的。然而，我们还是不断地挣扎，最终挣脱了。因为我们需要成为分离的自我，这种需要与永为一体的渴望同样迫切。而且，只要提出分离的人是我们而不是母亲，只要母亲还可靠地在“那里”，我们就可能会冒险独立，甚至还会沉迷于独立。

我们从天堂的山谷中爬了出来，寻觅着。

我们用两脚支撑身体，走出门去。

我们离开母亲，去上学，去工作，去组建自己的家庭。

没有母亲，我们也敢于穿街过巷，走遍世界。

诗人理查德•威尔伯在那首描写植物和人类发展的小诗中，提到了一体和分离之间的冲突。很明显，威尔伯认为，我们的确希望保持原始的依附关系，“但从根本上看，有一种东西比维持这种愿望更迫切，那就是我们为成为一个分离的自我而做出的努力。

然而,从根本上来说，分离还是一种内在的感知，而非客观存在。它是基于“我与你是不同的”这样的感知。分离突显了限制、包含我们以及约束、定义我们的界线。它联结着自我的核心，不能像一件衣服那样可以随意拿走或改变。

成为一个分离的自我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一个慢慢展开的过程。它随着时间的转变慢慢地、缓缓地演变着。我们在最初的三年中，在可以预料的分离-个体化阶段，就踏上了从一体到分离的旅程。这一旅程的重要性不亚于任何我们将要经历的人生旅程。

从熟悉到未知，日后所有的分离都可能会激起我们对原始分离的回忆。若是我们远离全部自己所爱的人，独处于一家陌生旅馆的房间里，我们可能会突然产生一种不安全感，还可能会感到若有所失。每一次出夷入险，我们都增加了自身的经历。当我们发现分离会带来令人神往的自由和令人痛苦的孤独，当我们涉足精神分析学家玛格丽特•马勒提出的“心理诞生”时，我们都会在脱离的过程中，重复一些原始丧失的快乐和恐惧。

大约五个月大的时候，我们的“心理诞生”就开始了。此时我们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区分。区分阶段，我们会表现出一种“孵化了”的警觉，并形成了一种特殊的母子关系。在这一阶段，我们离开了母体，因为我们已然认识到，，并等待着我们去观察、触摸、享受。

大约九个月大的时候，我们进入了第二阶段，一个大胆实践的阶段：我们开始从母亲的身上爬开，但仍视之为丰盈的家园，并一而再地回归这个家园，以获得“情感的补充”。外界令我们惊恐，但我们需要巩固、实践新具备的移动能力，而且我们还需要探索很多新鲜的事物。只要我们还能触摸到母亲的身体，只要我们疲惫的头还能枕着她的双膝，只要我们还能看到母亲那充满鼓励意味的微笑——仿佛在说“我在这里，你很好”，我们就能继续扩大活动领域，进一步提升自我。

实践出真知，行走最终取代了爬行。这是一个具有决定意义的阶段，直立行走为我们提供了美好的前景、更多的可能性，以至于我们沉浸在这种全能与伟大之中。我们变得傲慢，成了狂热的自恋者和夸大狂，成了能够观察到的所有事物的主人。通过两条腿的移动看到的景象诱惑着我们，使我们喜欢这个世界，这个和我们一样美妙的世界。

时至今日，那个独自往来的飞行员，那个非洲探险家，那个不明海域的领航员依然存在于我们内心的一隅。我们在心中仍然为那个大无畏的冒险家保留了空间。在从事正常实践活动的阶段，如果我们能够正常地进行活动，那么我们心中便永存着一个能到各处去发现奇迹的兴高采烈的人。虽然现在我们会受到控制、约束，但走运的人仍然能时不时地与那种自我陶醉感、那种发现奇迹的感觉产生关联。当惠特曼高喊着“我赞美自己，歌唱自己……我从里到外都是神圣的……”时，我们能从中觉察到，正在实践阶段的孩子的狂野的呼声。

实践是有危险的，可是我们太热衷于行动,所以注意不到这一点。我们擦伤，我们流血，我们通过不断返回获得更多的东西。能够行走、奔跑以后，会跑会跳，能在摔倒后重新站起，我们已经变得十分适应这个世界了，我们是如此的自信，以至于对一些小伤满不在乎，看起来，我们已经不再在乎自己的母亲了。

然而母亲是隐于幕后且无处不在的，这是我们能够兴高采烈地脱离她的真实原因。我们和母亲之间尽管有距离，但仍将她视之为自己的，如同一个附属物般。不过，在大约十八个月大的时候，我们的头脑已然有能力理解分离的隐含意义了。彼时我们看到了自我，一个幼小、脆弱、无助的一岁半大的孩子。那时，为求得独立，我们面临着必将付出的代价。

试想一下，当我们正在空中走钢丝，或许还在炫耀一两个自以为了不起的把戏时，我们突然看见了下边，这时我们发现，“噢，上帝啊，看哪，我们正在走的钢丝没有防护网！”

那种完美的感觉、权力的感觉消弭于无形，因为它们源自这样的幻觉：我是世界的王者，是娱乐界的明星。

安全感也丧失了，因为它源自另一个幻觉：只要有母亲在，孩子就会觉得自己具有一张安全网。

接下来便是分离-个体化过程的第三个阶段。我们在这一阶段面临着巨大的困境，并尝试着解决它。既然我们这些蹒跚学步的孩子，已经体会到了独立所带来的巨大欢乐，又怎么会放弃自主的机会，退回到依附别人的状态呢？但是换个角度想一想，作为一个有思考能力的孩童，既然已经认识到了自主的危险，又怎么会选择独立呢？所以，我们把这个阶段称为调解阶段，而且在此阶段，我们第一次试图调解分离、亲近和安全之间的关系。

我若离开了，会死去吗？

她还会让我回家吗？

在人生的几个转折点上，我们还会为这些涉及调解的两难处境所累。在这几个转折点上我们会问，我应该走还是应该留？在这些转折点上，在和父母、朋友、志趣相投的人、配偶相处的过程中，我们将在亲近还是自主的问题上进行自我斗争。

如果仍与母亲保持联系，我能走多远？

我能为自己做什么？我想为自已做什么？

为了爱或仅仅只是为了寻求庇护，我准备在多大程度上放弃自我？

我们在人生的几个转折点上，可能会坚持这样的观点：我要靠自己做，我要靠自己活；我要自己解决，我要自已决定。然而决定做出后，我们可能会被独立吓个半死。

接下来，我们可能也会像成年人那样重新上演调解那一幕。

这是因为在进行调解的最开始的几个星期里，我们还会回到母亲身边。我们吵着闹着想引起她的注意。我们恳求、纠缠并吸引她。为消除分离带来的焦虑，我们努力地去重新占有。我们当时的感觉是：别不爱我。只依靠自己我们是没办法活下去的。

我们需要帮助！

另一方面，我们又不需要帮助。更有甚者，我们既需要帮助又不需要帮助。

在这种自我矛盾的状态中，我们欲迎还拒，既想跟随又想逃走。我们觉得自己是强有力的，然而无助时又感到愤怒。如此，分离的焦虑就被强化了。渴望最初那种甜美的一体状态，却又害怕丧失自我；想和母亲一体，但又渴望独立。我们的情绪如同暴风雨般从这一种转移到另外一种，我们时而向前，又时而后退，这是典型的二重心理模式。

快到两岁的时候，我们都得以自己特有的方式解决调解危机。通过建立母子间舒适的、最佳的距离——一种既不太远又不太近的距离，我们便可以在心理上独立了。

在分离-个体化的每个阶段里，我们既向前又退缩，既成长又停滞或者后退。每个这样的阶段都有需要完成的任务。虽然我们生活中的每个行为都会被不同的力量所左右，或者为多重因素所左右，但直到今天，每一个分离阶段所学到的东西，依然在一定程度上是我们生活的依靠。

例如小心谨慎的爱丽丝。她不希望朋友和爱人们距离太近。她认为入侵是对亲近的恰当形容。可能她现在仍在防备处于实践活动时期的母亲，并以此来达到自我保护的目的。她的母亲是让人反感的、无处不在的，一直在闯进她的生活，指导她，约束她，控制她。

再比如被动的雷。他恐惧任何的独立自主，因为他觉得这会伤害乃至毁灭他所爱的人。一旦这个男孩开始摇摇摆摆地离开母亲，他那位愉快地共生的、又是亲他又是抱他的母亲，就会产生凄凉冷寂之感，乃至于产生倾向。

再说阿曼达。她那傲骨凌人的母亲竟如此无能，无法帮助她独立自主。阿曼达现今已是一个成年妇女，却依然和母亲住在一起。梦中爬楼梯时，她的身后是一片令人恐惧的空白，彻彻底底的空白，了无一物。

如果母亲不能忍受婴儿对自己的依赖，并将他推出安全港湾，那么我们会怎样呢？又或者与此相反，如果我们在她身边时，她对我们百般呵护；一旦离开时，她又对我们冷酷无情，那我们又会怎样呢？又或者，我们的首次探索令他人感到警惕，并被认为有害于我们的健康甚至生存，我们又会怎样呢？再比如,我们说“去死吧，无论如何我都要去探索”，却摔了个狗啃屎，而我们的母亲却不肯施之于援手，我们又会怎样呢？

要么适应，要么被打倒，要么想一个折中的法子。要么屈服，要么忍耐，要么获胜。无论解决方案是什么，我们日后的经历都会重塑它，或者将它变得更加复杂精细。然而，这些方案依然会以这样或者那样的形式继续影响着我们。

当然，经历十分雷同的人面对同样问题会有截然不同的表现，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当下十分相似的人其最初的起点会完全不同，这一点也是毋庸置疑的。在人的发展中没有完全简单的A和B相等的关系，因为养育环境之外，我们还受天性的影响。因为我们与生俱来的独特品质会渐渐渗入日后的生活。

这种与生俱来的独特品质有助于我们理解达夫反抗自己母亲的原因。与雷的母亲相同，他的母亲对他有一种“永远不要离开我，这样等于杀了我”的情感依赖，这种依赖令他感到窒息，达夫把母亲丢在家里，并以最快的速度脱离了那个家。在他年龄还很小的时候，一有空闲他就去打零工。后来他选择了一所离家很远的大学，一个他母亲无法触及的地方。有一次，他的母亲告诉他：“大学因为我而毁了你。”再往后来，达夫娶了一个终日忙碌、自主性强的妻子，他妻子很爱他，但又和他保持适当的距离。

达夫承认：“个别时候我会想起母亲那柔软的胸和带给我的宁静、舒心和亲密感。母亲的确知道该如何照顾我。”他很清楚为了获得和保持独立自己将遭受的损失。带着这些丧失，他生活着，有时很美满，有时差强人意。

快两岁时，我们已经经历了从一体到分离的明显转变。我们从区分阶段发展到实践阶段，然后从实践阶段发展到了调解阶段。经过这些分离-个体化阶段，接下来我们就进入了没有时间范围的第四阶段。在此阶段，我们会在心中形成自我以及其他人的形象。

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因为，在我们还未成热的时候，无法接受这样的观念：有时好人也会做坏事。这种概念对我们来说太古怪了。我们内心中那些关于母亲和我们自己的意象都是一分为二的，这也令我们难以接受。

我是一个完美无缺的人。

我也是一个糟糕透顶的人。

她是一位伟大的母亲——她给了我任何我需要的东西。

她也是一位糟糕的母亲——任何我需要的东西她都没给我。

在童年的早些时候，我们似乎认为，这些不同的自我和不同的母亲是不同的人。

有些成年人也相信这一点。他们以某种方式分裂了自己的全部生活，在一定程度上，他们坚信世界非黑即白。他们忽而过分自爱，忽而又极端自恨。他们可能会把自己的爱人和朋友理想化。但是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当他们的爱人和朋友表现出一些缺点的时候，他们会说：“你并不完美，你有负于我，你不好。”然后，他们可能会将这些人驱逐出自己的生活。

父母也会分裂自己的生活。他们会把一个儿子看做该隐，另一个看做亚伯。恋人们也是如此，他们要么把自己的女人看做圣母，要么看做。领导者也是这样，他们容不得自已的下属提出任何异议。他们认为下属要么是支持自己的，要么就是反对自己的。有时，一些表里不一的男子也是这样的，他们虽然外表温和但内心却异常歹毒。

在我们的早年生活中，分裂极其普遍。我们通过驱逐所有坏的东西来保护美好的事物。我们担心不好的情绪会破坏我们所珍视的情感，所以我们会将怒气隔离在情感之外。然而，我们渐渐地还是学会了——如果有足够的爱和信任——带着矛盾心理生活，并渐渐地学会了弥补裂痕。

毫无疑问，一个非好即坏、非对即错、非是即非、非继即止的世界是单纯的，生活在那里使人感觉放心。毋庸置疑，即使所谓的正常人也会偶尔陷入分裂。然而，现实世界并不是非黑即白的，而是有模棱两可之处的。承认这一点，于我们而言是困难的。放弃那种孩子般的非黑即白的单纯是我们人生中另外一种必要的丧失。在这次丧失中我们获得了一些有价值的东西。

母亲会离开我们，所以我们觉得她很可憎；母亲又会紧紧地抱着我们，所以我们又觉得她很慈祥、可爱。然而不管我们怎么想，她都是我们唯一的母亲，而不是两个不同的人。同时，不管我们是一个离经叛道的坏孩子还是一个值得夸赞、惹人怜爱的好孩子，都会作为一个整体统一在独一无二的自我之内。我们在观察人的时候，再也不会把眼光只落在一个人的某个方面，而是会从整体上进行审视——人是微渺的，也是了不起的。我们也开始懂得那个把爱恨情感杂陈于一体的自我。

这个统一的过程永远都不会结束——我们一生都在割裂、拼合头脑中的意象。有时，我们只看到了黑或只看到白，甚至在我们临终前，还在拼接着心中的“我”。不过，在我们两三岁时，我们头脑中已形成了各种形象，而且这些形象在某种程度上具有持久性：

自我持久性：在我们的头脑中，形成了一幅完整的“自我”画像，而且这幅画像会长久地留存在我们心中。

客观持久性：我们在心中形成一幅完整的慈母画像，形成一个能使我们感到愤怒和怨恨的意象，形成一个能使我们感受到爱、安全和宽慰的意象——这一点至关重要——这些都是我们的母亲提供给我们的。

在早期的日常接触中，同一位慈祥、可爱的母亲共同生活，我们无论在情感上还是身体上都会感到很安全。这种悉心的照顾在我们的脑海中留下了印记。那种温馨的氛围在我们的脑海中建立起记忆的那一刻，我们便独立了很大一部分。随之而来的是，我们对实际母亲的需要越来越小了。但是，在我们拥有这种先由母亲而后由其他人提供的温馨记忆之前，我们不可能独立。虽然那些创造我们内心世界的一连串的记忆常常游离于我们意识之外，但我们有时能在日后的类似经历中捕捉到它们。

一位接受心理分析的妇女开始发现并切身体验到了自己的力量。她身上有自己从来都没有意识到的潜力，令她惊讶的是，她发现自己能清晰地意识到这些力量。她头脑中有一个十分古怪的画面：自己身处一个陌生的地方，四面都是木结构的东西，这些东西正压着她的胸口。

在精神分析过程中，她使自己与这个画面产生了联系。她发现，她头脑中映现的是一个网球拍的夹子。但是她不打网球，而且也不喜欢这项运动，所以这个意象一时使她极为不解。通过进一步的精神分析，她的思绪从网球拍夹子转到了……被压的花朵……被压的蝴蝶。这时，一个记忆从她的脑海中一闪而过，那是一个护士。小时候她曾重病缠身，在她惊恐万分的时候，一个护士照顾过她。这位亲切、可爱的护士，每天下午都让她观察阳光是如何在她房间的墙上形成蝴蝶形状的阴影的。

那只蝴蝶深深地印在了她的脑海中并形成了持久的记忆——那位护士给她留下了爱的记忆。当她带着前胸的疼痛躺在医院的房间里时，毫无疑问，正是这份爱鼓舞了她，并使她的内心得到了安慰。

在我为独立而努力的时候，就让爱来鼓舞我吧！